避孕药的面世，首次将生殖和性彻底地割裂开来。本来，作为生物最基本的生存需求，性活动在摆脱生育压力后，应该变得纯粹起来。但是，因避孕药而引起的避孕方式的变革，也开始使两性在性活动中的地位和角色变得更加复杂。
虽然在外界看来，这一改变可能远远不及避孕给控制人口所带来的意义那么备受瞩目。
避孕方式的变革引起了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……
“口服避孕药”真的将女性从怀孕多产的风险中解救出来了吗？还是使她们沦入另一个不得不长期服用药物的亚健康状态？
药物给予女性更多控制避孕的能力了吗？还是使她们又不得已地独自背负她们本希望与伴侣共同分担的责任？
药物使我们从避孕套、宫内节育器和结扎手术中解脱出来了吗？还是模式化了我们的避孕习惯，使我们落入一个失去选择弹性的刚性陷阱？
实情是，避孕在扮演一个比我们想象的更为错综复杂的角色，甚至，能作为考察性活动中两性交流及互动的一种指标。避孕：7个知之不全的事实
在避孕药问世之前，其余避孕方法（例如安全套）的使用，常常需要双方在性活动前后或过程中的参与及知情。而随着药物的出现，避孕逐渐变成了女人的独角戏。在发达国家15～44岁的育龄女性中，女性独立承担的避孕占所有避孕的63％。（如果将中国、印度等“实行女性长久、终身避孕方法”的发展中国家考虑在内，比例将更为悬殊。例如在我国，女性就承担着80％～90％的避孕责任）。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夸张：在避孕药使用的辉煌40年里，对性伴侣之间最根本的改变，是破坏了双方共同参与避孕的协调状态。
上个世纪60年代，人们（绝大多数女性和“发明、开具避孕药物处方”的男性）对口服避孕药的诞生欢呼雀跃，认为它将女性从生育奴隶的困境中解放出来，代表了科学力量的又一次胜利。
而与此同时，也有女权主义者提出，避孕药物从另外一种角度奴役了女性，因为它使女性成为男性更方便快捷的玩偶。她们极端的口号中总有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，那就是，“只供给女性服用的避孕药”已经成为女性必须满足其伴侣性需求的工具，是对女性身体的最终侵犯。她们抱怨说，女性不应独自承担关于生育和避孕的所有责任和风险，如果她们可以选择，则宁愿禁欲也不会让性使她们可怕的处境变得更为糟糕。
这个说法没有正视女性自身对性的需求，所以不无偏激。但是，当避孕工具带来的副作用在女性身上日渐显现时，以上的诉求倒引起了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的共鸣。
那么，避孕到底对女性做了什么？
先来看看“宫内节育器”。古人从“放在骆驼子宫内的石头能够防止妊娠”的经验中获得启发，于是发明了这种金属避孕工具。它曾经以铁、玻璃和乌木为原料，最奢侈时甚至是满布钻石的白金。作为一种侵入人体的异物，它给使用者带来的痛苦并不少见，腹部疼痛、阴道流血、月经失调……，而且通常治疗无效。受影响特别严重的女性，就不得不将节育环取出，而改用其他避孕方法。最让人不安的是，其避孕效果远远不如口服避孕药，比如掉环怀孕的几率就可达15％，而带环怀孕也有5％的可能。由于只能防止发生在子宫腔内的妊娠，往往有许多人发生隐蔽性的宫外妊娠，很容易使女性妊娠囊破裂，大出血而致命，令使用者锋芒在背。
而“救世主”避孕药的可能副作用，则包括了血压升高、动脉硬化、血管栓塞、胆囊炎、胆石症等等。尽管如此，避孕药还是“最安全的药物”。因为避孕药可以说是对有效率要求最高的药物，它需要承担巨大的社会责任。能符合要求的，有效率都须达到99％以上——这是任何其他药物所不能达到的。要知道，使用有效率的偏差在1％以上，结果可能就意味着以万为单位的人口差距。而且，它所带来的危险，仍然是避孕药具中“最低程度”的。
这应该可以作为让大家理解“女性期待男性在避孕活动中有所作为”的伏笔：有关调查结果显示，65％的女性受访者认为，男性应该在选择避孕方法时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，75％的女性希望男性能确保避孕的实行。在她们看来，作为双方同时参与的性活动，最完美的避孕方式，应该是性伴侣之间共同咨询、理解、协商和认同的结果，而在此基础上的最终选择才能充分反映双方的切实需要和实质关注。
希望归希望，事实还是事实，避孕的基本责任还是常常落在双方中的一个人身上，确切地说，常常是在女性身上——男性人口占世界人口1／2，但实施避孕的人口却不到育龄人口的1／3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深究这样的问题，怕是要了解男性骨子里的想法。
“意外怀孕是因为女人的不小心引起的，所以避孕是女人的职责，”这是许多男性对女性和生殖关系的描述。“因为生育孩子以及以后一连串的事情都与女性直接相关。”这个概念，与其说是男性具体实践经验的总结，不如说更多地源于植根在他们思想深处的原始性别观念。在这种以身体结构和生理差异为基础的观念里，女性被看作躯体符号，作为男性寻求快乐和宣泄欲望的目标，以及实现其亲子关系的途径。女性的身体是作为女性的根据，也是生殖内容中最本原的事物——生殖过程本身就发生在她们体内。女性有天生的母性，因为成为母亲的渴望根源于她们的身体，也因此，由她们自己来规划是否成为母亲，就显得最为顺理成章。
将自己设置为“局外人”，使男性在面对生育避孕时，都有显而易见的无助感，觉得事情失去控制，那么就只好“顺其自然”。不少男性甚至从来不为可能发生的怀孕而担心，也并不觉得有必要叮嘱其伴侣有关的避孕注意事项——因为他们“觉得女性本身应该、总会担心这个问题，身体是她的”。
男性对避孕方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：有效性、方便性和对性快感的影响。
安全套是男性最常用，但恐怕也最为厌恶的方法，因为它具有屏障性，既不方便（每次性活动中都要使用），又对性快感有干扰（使用过程本身就是对性活动的一种影响）。在他们心目中，宫内节育器和口服避孕药是最方便实用的方法，而由于其有效性，又特别受到男性的青睐。
但这并不代表“抱怨的男性”不使用安全套。在没有现代控制生育方法之前，如果他们要用传统的“周期性禁欲”方式来避孕，他们大多宁愿选择被避孕套困扰。
关于避孕方法，据说还有一条有趣的曲线：一段关系刚开始时，情侣们最多使用的是安全套，随着感情进一步发展，避孕药就会成为新宠，直到双方关系达到某一密切程度时，用药还是用套就需根据女方的耐受性来协调。
过于单一的评价，似乎对层次各异的男性个体不太公平。就有人提出，男性避孕率低的重要原因，是男用避孕方法少得可怜，在女性避孕方法被钻研数十年后，男性们可以选择的方法，还是只有避孕套、体外排精和输精管结扎手术区区三种。这有主观的因素，男用避孕方法的早期研究者，美国的约瑟夫·霍尔博士承认，“假如你仔细看看生育控制研究历史，你就会明白，科学基本上被男人控制，结果男人总是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女性身上。”
此外，男女的生理差异也造成了男用避孕方法的研制困难。须知，女性一个月只排一个卵子，而男性一天的精液中就含有3千万个精子，只要一个顺利过关就能受孕。千万比一的数量级，大概就是科学研究数十年的差距。避孕：男人是有责任的
还好，1997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，“男性激素避孕研究”取得了“突破性进展”。处于世界避孕技术领先水平的我国，目前已经开始进行第三期“男性避孕药剂”的临床试验。虽然还有许多后续的事情要做，但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我们可以期待男性可以有相对结扎而言可逆的避孕方法，而且这种方法不会像避孕套那样影响性活动的过程。
这对于“翘首期待男性在避孕中更为积极”的女性来说，无疑是个福音。虽然，单纯的技术更新并不能彻底地改变性别地位和性别关系，但却能为之推波助澜，给予双方一个改变的机会、一个可能、一个物质基础。
接下来她们应该考虑的是，如果男性有更多的选择方法，男女双方的性地位会更平衡吗？或者说，除了直接承担避孕，男性还能在避孕中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呢？
也许，在答案后面还有一个潜在的条件，男性避孕药剂能否广泛使用，取决于男女双方力量的对比。女人如果因为各种原因，希望对方能够服用或者注射此类避孕药物，就必须在两性关系中具备足够强的能力和不容忽视的地位。
